在做判决的过程中，最高法院发现需要解决另一个法律权利冲突。

(37)1958年中共中央实施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权代行司法权有了政策依据。在这样一种浪潮中，司法裁判者表现出迎合民意的裁判倾向，而把公平正义置之度外，李昌奎案和药家鑫案就是这种媒体再审案件的典型样本。

从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宪法颁布这一阶段，依据《共同纲领》建设人民司法。就此，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形成了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制度。其中，法官个人独立获得了与法院审判独立同等的强调。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重大的历史抉择，决策者必须做出选择。司法不是一个自在的系统，它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子系统，在这一大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都发挥着作用。

由于信访不受任何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确定性要求的限制，在个别时间和个别案件中又能够一步到位甚至突破法律底线解决问题，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首选。在近忧与远患的排解上，是解近忧，还是除远患，是当代中国司法面临的政治选择。  四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时间革命 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主体与法律客体，法律行动者与权利对象全都进入一个时间性的内在流动平面，这不是简单的信息资本化过程，因为资本也只是信息沟通全面内在化的一个环节。

在实践中，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仲裁委员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电子措施，但同时，它又必须产生哈特意义的次级性规则，以转移互联网法律自我指涉的悖论。②以上还只是2010年的统计数据，参见［美］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熊祥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可参见［德］鲁曼：《社会中的法》，第9、10章。工业时代法律必须介入到特定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法律主体具有地域化的身份认同，而在非线性法律秩序下，法律主体的特殊地位正让位给特定的社会系统。

工业技术、死亡和欲望成为比特，成为速度电磁场平面的信息单元，⑧全球外包生产与跨国贸易机制的重组，实际正要应对这种迅速死亡与再生的信息生产、流通和交易的要求。(18)主客体界限的打破，自治性客体的大规模制造与传播，正是当代法律风险理论风靡全球的物质性基础。

第四，在信息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与信息生产已经超出简单的功利主义计算层面。中国大陆版为卢曼，中国台湾地区版为鲁曼，本文统一使用鲁曼。风险社会预设了一个距离性的观察，但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知识/行动、观察/运作之间不再有任何距离，知识与行动互相系属，观察就是运作，而运作也就是观察。参见［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第144页。

作为远距性的法律(law at a distance)，它的分析单位不再是法律行为而变为法律沟通，它无法再根据垂直性(the vertical)的法律二元论进行操作。传统的左翼与右翼法律批判，都建立在普遍/特殊、规范/事实这样的二元论叙事基础之上，但这种元叙事伴随信息的压缩化实际正被瓦解。在法律客体与财产类型层面，伴随信息资本的全球流通，知识产权成为核心法律部门，传统产权已难以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16)广告、商标与品牌是三位一体的信息运作形式，其目的是保持能见度、带动注意力、增加市场占有率等，从中制造同一个东西绝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另一个新的东西的幻觉，高度的标准化与同样高度的表面分化结合到一起。

(19)围绕知识与信息私有化展开的信息公共领域斗争，包括自由文化、创造性的共同体、公共科学图书馆、开放源软件运动、世界贸易组织对影视作品规定的文化例外条款、可获得的廉价药品等。(33)中心和边缘并无等级高低，边缘是其他功能系统与法律系统的接触地带，而在全球法领域，边缘是其他全球性系统与法律系统的接触地带。

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了全球法律空间，在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药物专利法以及超国家宪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发展的新契机。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鲁贵显译，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一方面，现代经济不断制造替换花费掉的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断制造以新信息替换冗余信息的需求。大量自治性客体出现，信息资本围绕原型创新展开竞争，当代法律必须针对这些变化提供新的规范性框架。法理学的关键词不再是理性选择或个人主义，而是沟通、指涉与区分这些系统化语言。在法律时间层面，古典法律时间被充满风险的信息化时间取代，所有法律关系都进入到时间性的流动平面。在这个地带，其他自治社会领域的要求通过各种标准化合同、专业协会协定与技术标准的形式进入。参见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第55－57页。

如果说近代法律主要围绕竞争、剥削、斗争、团结这些社会性话语展开，当代知识产权则通过信息与知识的拥有/不拥有、标准/非标准这些符码性话语进行涵括和排除，社会性正被信息性所取代。这一机制通过巧妙的自我外部化过程，将民族国家层面的制定法与合同的分化机制引入到全球私人合同之中。

(30)在后TRIPS时代，反对者通过社会运动将核心议题从贸易转向公共健康、农业、公平、可持续发展和人权。(12) 其四，著作权、专利、商标与外观设计规则的重塑，正使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权力与垄断以另外的形式得以延伸。

知识产权正取得法律部门的核心地位，传统民法的人、物、债三分法面临重构性调整。④从国家制造业社会(national manufacturing society)向全球信息化秩序(global information order)的转型，⑤正对当代法律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本文试从法律客体、法律空间、法律时间三个维度，对此展开初步分析。

参见［英］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27－339页。(40)当代法律不只要处理外部的风险问题，其自身也变成一个具有内在风险的系统。它不再通过一部革命性宪法的诞生实现，而需要持续的长期进化。其次，传统物权关注使用价值的维度，依赖于过去和传统的体认。

(33) 全球化的法律系统，因为不同社会功能领域的相互迫令，在其内部产生出各种分化与冲突。(49)当代法律也不再是韦伯自动售货机意义上的机械框框，而成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常设储备(standing reserve)，(50)成为符号化、索引性的储备与框架，镶嵌在全球化的信息与沟通结构之中。

参见［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71、343页。②这一切的总和，无疑就是当代法律全球化的物质性根基。

当代知识产权的规范对象，主要不再是传统理解的文学艺术与技术工艺，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智力性创造，也不简单是商品化的知识形态，而是信息本身。但是，互联网数字宪法的代码的事实性与规范性融为一体，这种内部张力消失了，当前的开放源代码运动正要应对这一难题。

其次，传统宪法通过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区分，借助规范性解释的弹性空间来调整与事实性的关系，从而避免法律的过度形式化。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机制。(11)这种结构耦合所产生的技术科学家、科技艺术家的杂交现象，并不挑战社会系统运作的封闭性，但通过结构漂移和结构耦合机制，又在不同社会系统之间产生出新的链接机制。(50)也翻译为持存物，其德语为Bestand，意为持续、持久、库存、贮存量等，海德格尔以此词表示由现代技术所促逼和订造的一切东西的存在方式。

19世纪古典法是基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形式理性法，它在民族国家疆域范围内稳定社会的规范性期待，法律有赖于空间建制化的合理性文化的态度整合，而在去疆域化的再疆域化网络空间，韦伯式的形式理性法正被抛弃，传统法律运作机制随之改变。(23) 第三，现代民族国家一方面借助教育与信仰手段通过立法主权叙事整合法律文化，另一方面借助现代契约机制打破传统的身份连带关系，这种地图学式(topographical)的法律关系正被信息时代拓扑学式(topological)的非线性法律秩序所取代。

(52)近代法律主要处理时钟时间，而在当代有两种新的时间形式：一种是漫长的进化或冰川时间(如生态性问题)，一种是短暂的无法经历、无法观察的瞬时时间(如计算机时间)。其三，它还经由合同自我创设的外部化过程掩盖悖论：合同自己规定由合同外的仲裁机制处理合同纠纷，这一仲裁的正当性是合同自我赋予的。

但是，这与当代互联网革命以及信息全球化趋势格格不入。但是，全球信息化秩序摧毁了这种二元论基础。

(责任编辑：汉沽区)